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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波（音譯）已經在北京的一個建筑隊里工作了四年，參與建設了代表中國城市面貌變化的公寓樓和摩天大廈。
 
但被問到他是否計劃在首都永久定居下來時，他的回答非常堅決：“我絕對沒有任何留在北京的想法——這簡直就是瘋狂的白日夢。在北京的生活成本實在太高�！�
 
“不管我能掙多少錢，是每月4000元人民幣還是5000元人民幣（分別合640和800美元），最終我都會回到家鄉(xiāng)�！�
 
徐波或許并不符合西方對于“中產階層”的認識，但在中國的環(huán)境里，他和2.7億名像他一樣的進城務工人員屬于一個向上移動的新興消費者階層。
 
 
 
作為一個從自給自足的農業(yè)生產向城市生活轉變的群體，這些城市移民占據(jù)了一個中間地帶，他們的一邊是在中國沿海地區(qū)聚集的富有城市居民，另一邊是內陸地區(qū)的廣大農民。
 
這一流動群體占中國人口的近五分之一，平均工資水平大約為每天14美元；在新興市場的中產階層中，他們的收入處于上游。亞洲開發(fā)銀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對于亞洲地區(qū)中產階層的標準是，每日收入在2美元至20美元之間。
 
但正如徐波清楚表明的，城鎮(zhèn)化浪潮雖然使這一群體中的很多人擺脫了農村的貧困，但這股浪潮并非僅僅向著一個方向涌流。
 
過時的政府政策導致很多進城務工人員無法享受城市的公共基礎服務，加之經濟增長放緩，并且生活環(huán)境愈加擁擠和糟糕，很多進城務工人員都認為他們在大城市的生活只是暫時性的。
 
上周三公布的政府數(shù)據(jù)顯示，今年第一季度的經濟增長速度放緩至7.4%，低于去年第四季度的7.7%，為2012年第三季度以來最低。
 
這種經濟增長放緩使得中國的城鎮(zhèn)化進程成為一個在部分程度上可逆的現(xiàn)象。
 
在中國的13.6億人口中，居住在城市的人口占比不到54%，而發(fā)達國家的城市人口比重平均達到80%，人均國民收入與中國相近的發(fā)展中國家的城市人口比重也有60%.就在1980年，中國還只有不到20%的人口居住在城市。
 
但這些數(shù)據(jù)被中國自毛澤東時代建立的戶口登記制度扭曲。按照戶口制度，中國政府現(xiàn)在只將35.7%的人口算作真正的城市居民，這些人有資格享受教育、醫(yī)療保健等城市福利。
 
這使得進城農民工的生活狀態(tài)很不穩(wěn)定，并意味著近20%的中國民眾只要失業(yè)一周或一個月的時間，就可能失去他們剛剛獲得不久的充滿希望的城市中產地位。
 
這就是在2008至2009年的金融危機期間出現(xiàn)的情況，當時中國出口部門的海外需求大幅下降，很多工廠關門歇業(yè)。到了2009年4月，據(jù)中國政府估計，約有2500萬名農民工在失業(yè)之后放棄了繼續(xù)在城市尋找工作的努力，返回了位于農村的家中。
 
《中國十億城民》（China‘s Urban Billion）一書的作者唐米樂（Tom Miller）指出，中國領導人大談特談創(chuàng)建一套“不再將農民工作為二等公民區(qū)別對待的制度……戶口限制卻仍在阻礙數(shù)億農民工在城市長久定居�！�
 
另一個阻礙農民工永久遷居城市的因素是，他們不能出售在自己村莊里的農地，因為所有土地最終都歸國家所有。這提供了一種終極安全網，如果其他方面都不順利，農民工總還可以回到家鄉(xiāng)，并在土地上種出足夠養(yǎng)活自己的食物。但這同時也將農民牢牢地束縛在了他們的農田和村莊上。
 
上個月，中國政府提出了一項十年計劃綱要，將向1億農業(yè)轉移人口發(fā)放城鎮(zhèn)戶口，改造約1億人居住的城鎮(zhèn)棚戶區(qū)和城中村，并引導1億人在中西部地區(qū)的中小城市就近城鎮(zhèn)化。
 
這些宏大計劃的部分目的在于，通過在住房、基礎設施建設以及交通網絡等領域的大規(guī)模投資，為增速日益放緩的經濟提供支撐。
 
但這也表明，中國政府已經意識到，進城務工階層的重要性日益上升。投資銀行中國國際金融公司（CICC）的分析師郭海燕談到了農民工是如何變成一個強大的消費群體的。她說：“僅僅五年前，進城務工人員關注的還主要是生活必需品。此后發(fā)生了巨大變化�，F(xiàn)在他們優(yōu)先購買的東西與范圍更廣的中產階層很像——他們希望花錢購置住房、汽車以及出門旅游。”
 
因此，中國政府目前面臨的困境是，如何讓這些進城務工人員的生活水平不斷提高，最終使他們永久地融入城市。
 
中國領導人預計，他們每年至少需要創(chuàng)造1000萬個城市就業(yè)機會，以維護社會穩(wěn)定，防止出現(xiàn)要求政治變革的危險訴求。但這將進一步增大北京等已然不堪重負的城市所面臨的壓力，在過去的12年中，平均每年遷入北京的人口多達43萬人。
 
今年27歲的劉凌飛（音譯）來自中國北方的河北省，她在北京已經生活了三年。她的父母都是農民，她自己擁有大學學歷，并在北京的一家比薩餅派送公司擔任會計。
 
她屬于農業(yè)轉移人員中的年輕一代，她這一代在已經有了一定經濟基礎的家庭中長大，比起老一輩，他們遠沒那么愿意“吃苦”，在大城市中從事又臟又危險的工作。與此同時，她和其他像她一樣的年輕人，也越來越不愿回到家鄉(xiāng)在田間辛苦勞作。
 
這位27歲的年輕人說：“我絕對不會回去在老家當個農民。我學的是會計和金融——如果我回到鄉(xiāng)下，我會完全搞不清楚在什么季節(jié)種什么莊稼�！�
 
但除非中國政府更加大刀闊斧地改革農村土地使用制度以及城鎮(zhèn)戶口制度，很多進城務工人員在中國經濟放緩時將別無選擇。在這種情況下，他們或許會發(fā)現(xiàn)，自己不僅失去了工作，還被期盼已久的中產階層生活方式拒之門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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